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来源：未知 编辑：中国艺考网
自然生态环境因素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影响
与平原农业环境对应,草原牧业环境产生了狩猎和游牧生活,不断地迁徙和流动的游牧方式对于易于破坏的高寒腐埴土的草原地带是惟一一种生产适应方式,但是多灾多变、不稳定也是游牧经济成长的脆弱性。在“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9)的游牧生活中,游牧民族形成了遵循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我们看到,蒙古族人视天为父亲,大地为母亲,动物为朋友。他们的舞蹈动作以模仿鹰的展翅飞翔、马的飞奔疾驰为主,举手投足之间充满了豪迈、热情。
在滨海渔业的生态环境里,海洋是渔民的生存空间、生活场所,其价值观念是以安全、捕鱼为核心,形成崇尚妈祖的习俗。汉族渔民的民间舞蹈活动多与迎神赛会结合,祈神保佑出海平安、家宅兴旺的龙舞、蚌舞、鱼舞盛行。在福建、广东地区汉族的“鱼灯舞”里,“春鱼交尾”、“夏鱼出海嬉戏”、“秋鱼潜海觅食”、“冬鱼群聚岩洞”等是主要的表现内容。从事浅海曳网渔业和杂渔业的京族信奉海神,他们祈求海神保佑的舞蹈“跳天灯”,气氛肃穆、安静,舞蹈动作端庄优美,脚跟落地时坚实,膝部颤动有力,这是京族人长期行走在沙滩上形成的动律特点。
茂密的森林、巍峨的群山、清幽的河川,构成山林狩猎的生态环境,哺育着狩猎民族。他们在血腥地里“飞土逐肉”,龙争虎斗中获取果腹的食物、遮寒的兽皮。由于对动物的生存依赖和畏惧,狩猎民族产生了虔敬与戒慎的心情、感恩敬畏惜福的心理。每当打猎归来或是喜庆节日,他们都要歌舞狂欢,内容自然都与狩猎相关。如鄂伦春族有模仿动物和飞禽动作的“黑熊搏斗舞”,有表现狩猎的“依哈嫩舞”。
可见,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生产技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主要源于各民族对多样化自然环境的适应。由各民族的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独特动作,会逐渐地化为舞蹈动作。如云南哈尼族卡多人居住于哀牢山茫茫森林边缘,他们白天撵山捕猎、挑担抬木,讲究肩要稳固,这样才能完成重活。他们的舞蹈里的“三跺脚”即三步重跺一次脚,连着肩重摆的动律就是从劳动节奏韵律中提炼出来的。可以这样说,人的生产劳动方式,首先影响人的行动、步态,然后影响舞蹈的形态。
在决定人们的劳动生活方式的自然生态环境因素里,气候也不可忽视。气候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区域的地理区位即纬度位置、海陆位置、高度位置。另外,不断变化的地球大气、能够储存和输送大量热量的广阔海洋、陆地冰川、地球表面的生物圈也是气候形成的重要原因。气候与不同产业的生产环境、耕作制度、布局和结构息息相关。不同的海拔形成的气候条件,或适宜农耕、或适宜放牧、或适宜狩猎,构成各自的文化特征。但是不同纬度带内的各类山地,形成一定的垂直气候带,山谷花红草绿,山上白雪皑皑,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垂直结构生产带,促进农、牧、林三种生产特点的融合,成为形成民族舞蹈文化类型丰富多彩的主要因素。气候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也影响人的生活,影响人的穿着,影响民族舞蹈服饰,进而影响民族舞蹈动作与风格。亚热带气候下的傣族妇女都喜爱穿花统裙,但这限制了她们的步幅,因而傣族舞基本步伐以慢蹲快起的曲伸为特点,没有太大的起伏,舞步典雅优美。同样气候条件下的云南佤族人服装短而宽,其舞蹈动作幅度较大,形成双膝大幅度的屈伸弹动并且上身前俯后仰和双手前后摆动的动律特征。以上事实说明,气候首先决定各民族的着装性质,而各民族着装习惯又决定其着装类型,然后进一步产生了舞动差异。气候也是决定生物群落分布的主要因素,全球生物群落的分布与全球年平均气温和年降水量有很好的对应关系。中国生物物种具有寒温热带均有、南北东西共存的特点。不同气候条件下的生物常常成为民族舞蹈的审美内容与对象。如热带的白鹇鸟是哈尼族的审美对象,孔雀是傣族的审美对象;寒带的黑熊、虎是鄂伦春族舞蹈的主要审美内容;虎、豹、熊、鹿、狍是满族舞蹈的主要审美内容。当然,这也与这些生物较之其他生物对本民族关系更密切有关。
这里探讨的自然生态环境对民族舞蹈的影响,并无“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嫌。“地理环境决定论”忽略了自然借以作用于人类社会及其文化的若干“中介”。而民族舞蹈发展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生态环境只是形成民族舞蹈的一个重要成分,它对舞蹈民族特异性的构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起作用,而主要是通过提供生产力的物质条件间接发挥效力。各民族舞蹈的确适应于自然生态环境,但并非只是单纯的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对舞蹈影响更具主要意义的因素是社会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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