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舞剧繁荣背后的隐忧
编者按:中国舞剧已走过70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得”有“失”。日前,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承办的“中国舞剧艺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学者梳理了中国舞剧艺术发展的历史与取得的成就,就影响中国舞剧艺术创作与发展前景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并尖锐指出,在中国舞剧创作的繁荣背后,存在着理论不清、漠视现实、缺乏创新、内容苍白等严重问题。
于 平(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长):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舞剧创作的数量之多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我们对众多的舞剧进行评论之时,却对一个共存的现象视而不见,即未能正视几乎所有的舞剧都是悲剧的舞剧。2002年至2007年,我国50部精品剧目中共有9部舞剧,其中7部为悲剧,这7部悲剧又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为革命理想、民族利益而奋起抗争的悲剧;另一类则是为了纯真爱情,为了美满姻缘不屈外力而金销玉焚的悲剧。“大我”之悲和“小我”之悲在其中得到间接反映,也可以说成是英雄悲剧和平民悲剧,表现“小我”之悲是当下悲剧舞剧的主流。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从而唤起人们对这一价值的守护和扞卫。这种表现“小我”悲剧的舞剧创作,其价值取向是否是当今我们所珍视和守护的价值?我们几十年来的舞剧创作不仅在情节结构上,而且在价值取向上都体现出一种自我复制的现象。这种自我复制,导致了情感表现和形象塑造的创作退化。虽然在“文革”之前中国舞剧中也存在悲剧的舞剧,但那些悲剧所表现的内容是一种正确的价值取向——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等。
这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舞剧创作者的价值取向。“小我”的价值取向已不符合当今人们的观念,“小我”悲剧中依然在表现某种封建观念,这与当今的中国格格不入,因此造成当下的舞剧创作中出现了对现实的漠视和背离。
如果悲剧型的舞剧创作在坚守或守望着某种人生理念,也可说是一种文化自觉,但是,当悲剧的舞剧成为创作的主流或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舞剧创作时,悲剧的舞剧将变为舞剧的悲剧。
吕艺生(北京舞蹈学院教授):中国舞剧的发展,无论是在数量或是生产速度上都堪称世界之最。改革开放后的舞剧作品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间的舞剧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跨越。但是,总结舞剧艺术的几个问题,我称之为“三多三少”,即:第一点,从艺术创作着眼,重复者多,创新者少。第二点,从审美角度着眼,从业者多,受众者少。第三点,从经济着眼,花钱越来越多,收益甚少。
中国舞剧近些年的繁荣,得益于四点:一、改革开放的大背景给舞剧创作带来客观动力,特别是这个时期文艺政策的放宽大大有利于舞剧的发展。二、文艺市场的逐渐形成也给舞剧提供了平台。虽然文艺市场不像经济市场那样迅猛,但是它给舞剧带来了机会。三、新一代舞蹈编导的崛起。虽然成熟出色的舞蹈编导较少,新兴编舞者的出现也有所减缓,但以时期为限,产生了一批杰出的舞蹈编导。四、各级政府从政策和财力两方面的支持推动了舞剧的创作与发展,推动了舞剧艺术的繁荣。
在促进舞蹈繁荣上,张继钢、陈维亚、杨威等着名编导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经历,以及较高的思想境界。新一代编导的成长到底受到了何种制约?问题在于当下社会的浮躁,舞剧创作在政绩、经济、荣耀面前急功近利,未能经过反复推敲便上演。出于政绩观,一些官员未能尊重艺术规律,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水平。
中国舞剧的质量不高,其问题并不在于题材和形式,而在于我们对“舞剧”概念的理解。中国“舞剧”一词是从苏联芭蕾舞剧而来。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舞蹈界对西方模仿派的再现主义、抽象派的表现主义和形式派的形式主义这三大支撑西方舞蹈格局的派别没有足够的认识与了解。80年代我国虽然有意补足、引进表现主义的理念与作品,也曾出现本体意识的理论和表现主义的实验,即所谓的“交响化”。但是,中国舞蹈界在总体趋势上仍然固守着之前的现实主义理念与创作实践,我们对于舞剧概念的理解并不宽泛,影响舞剧质量的提高。以下问题值得注意:艺术管理和教学上可以强调规范化、模式化,但是在创作上则不可如此,或者说不能过分强调规范化、模式化。艺术创作最应该强调的是创造性,中国舞剧的创新问题,主要在于舞蹈内容及舞蹈形式的思想性、价值取向和社会影响的缺失。
邓一江(国家大剧院副院长):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中国舞剧的发展与创作,可以说是“市场差,影响小”。2008年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的舞剧主要以芭蕾舞剧居多,其中古典芭蕾的市场最好,其次是当代芭蕾,再后来是民族民间舞。而从票房来看,古典芭蕾较好,中国舞剧次之,然后是当代芭蕾。从国家大剧院的观众调研结果来看,观众依然比较喜欢看情节性强的舞剧,这是当下中国舞剧的现状。
舞剧创作存在四个问题:一是没有舞剧需要的精彩、独特的戏剧矛盾的冲突与情节。二是不会组织舞剧人物关系。三、在舞剧编排上不善于梳理动作和情节的关系。四是盲目追求创作形式,而忽略舞剧的内容表达。
其中的原因在于:编创者文学知识贫乏,缺乏写作舞剧文本和舞剧结构的能力,这与舞蹈教育的知识体系和招生规定有直接关系;缺乏戏剧艺术的基本知识,对“剧”的概念和理解不足。舞剧是戏剧艺术的一个门类,应该遵循戏剧艺术的基本规律;创作理念不明,对中国舞蹈的舞蹈语言和审美特征的把握不足。此外,对西方舞剧创作的理念和方法的把握不深,忽略了舞剧创作中“形式为内容服务”这一最基本的创作规律;舞蹈的应用理论滞后,缺乏对舞剧创作实践的指导。
肖苏华(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当前,与国际上的舞剧理念相比,我国的舞剧理念滞后,对中外舞剧创作理论的研究薄弱,舞剧评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舞剧编导缺乏创新精神,舞剧编导教学严重缺失。
另外,在舞剧题材上,我认同舒巧的观点:“原着的精神搬不上舞台,原着的故事也搬不上舞台。”这并非是说舞剧不可以去表现原着,而是要对原着进行改变,其改变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原着和传统基础上进行。当下的舞蹈缺乏形式感,我认为舞蹈创作的选材、结构、创意占70%,语言占30%。任何风格化、程式化的舞蹈语言都不可能支撑一个舞剧的创作。因此,编导要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来创造和变化动作语言。
章民新(北京舞蹈学院教授):我认为在舞剧创作中存在一种形式主义的现象。这并不是反对非情节性的舞剧,或者形式主义本身,而是指舞剧创作中缺乏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结合。问题在于我们对舞剧到底是一种舞蹈形式还是一种戏剧形式这一问题认识不清。《中国舞蹈词典》提出舞剧是一种舞蹈形式,而《美学词典》则将舞剧解释为是一种戏剧形式。我认为,如果从戏剧角度来看,舞剧不同于话剧、歌剧等艺术形式,而从舞蹈角度着眼,人物舞剧应区别于没有剧的舞蹈。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舞剧到底是舞蹈还是戏剧,而在于创作者究竟想要表现什么?创作者可以超越之前那种以戏剧情节为基础的舞剧形式,但不能以此来代替甚至躲避之前舞剧的概念。因为舞剧必定含有“剧”的含义。
赵 明(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编导):编导在创作时不仅要考虑舞剧本身的艺术性,同时还要去考虑市场、政府、观众欣赏能力等种种因素。
中国的舞蹈在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话语权?当今大量的舞剧作品中,究竟能留下多少?又有多少可以影响到西方?西方对中国舞蹈的了解是从《睡美人》、《胡桃夹子》等芭蕾舞剧中的中国插舞中得知的。所以,我在想能否以芭蕾舞为媒介,将原汁原味的中国舞蹈推向世界。总而言之,我所希望的是将中国的舞剧或舞蹈融入到西方主流的市场中去。
赵汝蘅(中央芭蕾舞团原团长):我以《红色娘子军》的久演不衰为例,来谈当今舞剧创作的问题。舞剧《红色娘子军》久演不衰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不求功利的创作态度、精雕细琢的反复修改、政府的扶持、媒体的宣传等。相比来看,当下的舞剧作品缺少反复的修改和打磨,因而没有成为保留剧目。甚至现在许多剧团已经没有自己的保留剧目。由此,不仅在经济上浪费,更导致了对人才的浪费,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好戏来支撑。此外,我国保留剧目之所以少的原因还在于宣传力度不够,而决定市场宣传力度的最现实的原因便是资金不足。
唐建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创作中的主要问题依然是我们的思想该如何解放。现在每当谈到思想解放大多涉及“打破传统、大胆创新”等话题。我认为,这种形式创新的思想,并不是一种解放。其实思想解放的意义应是打破固有观念在我们头脑中的垄断。
张 平(北京舞蹈学院社会舞蹈系系主任):我在创作舞剧时,坚持不为技法而困惑,不为定义而困惑,甚至不为境界而困惑。我的目的是让大家看明白、喜欢看。舞剧的功能无非是在传达一种人性和精神,而在舞剧概念的认识上,它是单纯的故事、丰富的手段的统一。因此,我认为舞剧创作应该多样化,如果只是在“1+1=2”这样公式性的模式下,舞剧很难有突破性的进展。
赵铁春(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系主任):北京舞蹈学院民族民间舞系的民族民间舞剧《五朵金花》是用本民族的舞蹈语言来叙事。在舞剧创作期间,我们就在思考这些问题,即一个舞剧的作品呈现是否能形成一套属于自身的语言系统?
人们用芭蕾舞的语汇探讨了那么多的舞剧,那么中国用本民族的语言来探讨舞剧又有什么不可以?
江 东(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世界上着名编导大师们所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多是在他们个人的艺术修养进入成熟期时所产生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加强我们编导个人的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又涉及到编导自由思维的可能性问题。
茅 慧(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首先,我觉得中国舞剧目前存在一种两级分化的状态。第一种是社会各阶层中非专业人士的观众。他们对舞剧的欣赏水平还停留在《天鹅湖》时代,而专业领域已经达到后现代的高度。这呈现出一种内在的冲突,在市场中表现出票房差、受众群体少等现象。这是我们未能考虑到大众群体的普遍审美水平造成的。当前的舞剧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方面我们要跟上世界的审美潮流,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切合自身的现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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