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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振奋...第六届全国舞蹈比赛随感
我真为四川的舞蹈创作感到高兴。不，是感到兴奋。也不，是感到振奋。你看，在4个类别的10个创作一等奖中，四川拿走了3个，三人舞《兄弟们》（何川编导）、群舞《岁月如歌》（李楠编导）和《俏花旦》（刘凌莉编导）。无独有偶，还是这3个作品，又在4个类别的10个表演一等奖中占据了3席。这怎能不让人感到振奋。振奋的原因之一，是一个并不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内陆省份，竟然不事张扬地拿走了全国最高舞蹈赛事近三分之一的金牌。振奋的原因之二，是这3个作品居然能“创作、表演”双夺冠，这充分说明了四川的舞蹈实力。这“实力”并不因四川没有舞蹈高等学府而削弱，也不因评委阵营中没有四川评委而被忽落。振奋的原因之三，是何川、李楠、刘凌莉（还有一个以《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获群舞创作二等奖的马东风）等编导，均非名校科班出身，但其舞蹈创作理念、设计方法是足以让科班学子莫等闲乎“外面的世界”，莫自足于“虚拟的体系”的。如果以舞蹈语言的动作风格分类，四川的作品也都不会打入“另类”。《岁月如歌》是当代的，《俏花旦》是古典的，而《溜溜的康定溜溜的情》和《圈舞》（李楠创作的另一个获二等奖的群舞）是民俗的。当然，自上一届全国舞赛以来，全国舞赛就不以舞蹈语言的动作风格分类。这倒并非仅仅是为着区别于服务舞蹈教学的“桃李杯”舞蹈比赛，而是旗帜鲜明地倡导一种“创作舞蹈”的价值取向，即在同等或相近的舞蹈造型材料的使用中，看谁能创造出以情运形、以形构象、以相构境、以境生意的舞蹈形象。在这里，舞蹈作品的优秀与否，与动作风格的纯粹与否无关，与编舞技法的娴熟与否无关。那些为技法贴形象之标签、以动作玩个人幻思的作品难免在这里“折戟沉沙”。
在我看来，本届全国舞赛独舞项目一等奖作品的选拔，似乎比群舞项目的同等作品选拔要难得多。因此，《舞狮人》、《漠海孤雁》和《枫叶红时》等3个独舞创作的一等奖作品，就不如群舞创作的一等奖作品那么令人心悦诚服。事实上，在人们较为看好的独舞作品中，体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取向：一种是形象为本，技术为用；一种是技法当先，形象随后。前者如《舞狮人》、《漠海孤雁》等，后者则有《书韵》、《绿带当风》之属。如果说，群舞创作被四川等地方舞者（还有广西、福建厦门等）拔了头筹，独舞的佳作则主要在军旅舞者和院校舞人的较量中产生。我们之所以说就总体而言，独舞的创作弱于群舞，首先是指独舞创作中技法与形象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脱节现象；其次是指创作中也不乏为技法而技法的现象。
似乎不能再说“优秀的演员，平庸的编导”了。平心而论，此次比赛即使是获“独、双、三”表演一等奖的演员，其心灵的觉悟也未必有比其肢体的技能更为精深的呈现。而就某种专业的职能而言，编导其实并不弱于演员。《摩梭夜歌》的高度、《赤壁怀古》的赵小刚、《书韵》的江靖弋、《绿带当风》的佟睿睿、《胭脂扣》的张云峰、《翠狐》的田露等都是如此。如果说，我们舞蹈创作在形象塑造上有何缺憾的话，主要在于时代感的缺失和民众性的认同；而事实上，这些缺憾对于舞者来说同样是致命的。常听人论及舞蹈表演艺术的遗憾，说是肢体表演力强盛之际，对人生的认识和把握孱弱；而当其饱经人事沧桑之后，肢体却并不能与心灵共驱齐飞。在我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这一难以变更的人体生理和心理演化的现实，更在于我们年轻的舞者（特别是女舞者）对这一现实的忽略以至漠视，还不排除某些社会欲念对舞者的利诱和误导。六届舞赛的事实已经向我们昭示：技能与技法是不能没有的，但却不是万能的。成就了作品大气象和深底蕴的编导说得最平淡也最实在的话一定是——感谢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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