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的批评也应是带着镣铐的舞蹈

任何有价值的影视批评都不能仅停留在对影视作品一般的阐述和透视上，如果仅仅做到这一点，那只是与影片处于同一层面的分析与解剖，没有生发，就谈不上提升。当前中国影视批评普遍存在自说自话的“无效性”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批评家们沉醉于独语式的自我观照，没有建立对影像及文本综合分析基础上的科学价值判断。批评停留在了读解的层面上，就无法对影视作品进行观念、精神上的延伸与发挥。
评论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也是用敏锐的理解来丰富我们的享受的过程。评论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感受和了解；二、理性的分析。有感受才能有分析，而分析又使感受得到提高并变得更加明确。当然在具体评论活动中，感受和分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种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互动过程。对影视作品的观念、结构、手法进行深层次的开掘与生发，不仅要有强烈的开发精神和独特的艺术眼光，而且要让人们看到人类生存的境况，上升到形而上的层次而进入哲理的思考。所以，在观念层次上对影视作品进行阐释和延伸，需要批评家具备三个方面的质素：即整体性把握、发现人、理性延展。
〔一〕批评的眼光——艺术的整体性把握
影视编导在进行影视剧创作时，对生活的观察、理解和把握有其特殊的眼光，即艺术地把握事物的眼光。批评家在进行艺术意蕴的开掘时，首先需要的不是历史、哲学的概念，更不是庸俗社会学所强调的斗争的敏感，而应是整体性把握能力。
艺术家创作时的艺术眼光、是为表达主体自身的情感而寻找客观的载体的一种眼光。这实际上是一种转化，把个人化的情绪或情感变为客体所拥有的东西，转化当然不是个体情绪或情感向客体的照搬，而是一种超越，并且这种超越是必须的。否则，艺术的创作就成为简单的实录，只能在对自身及社会的繁琐而并不得要领的描绘中获得浅层次的真实。创作的超越意味着在艺术家所寻觅的客观对应物中蕴含着人类普遍的精神，这样，包括批评家在内的众多欣赏者才能为之所动，才有谈论或批评的兴致。对批评家来说，把握艺术家如何把主体情绪与人类精神暗合并在一个客观对应物中，其激情所在，哲学所在，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批评家的职责，换句话说，对影视艺术家独特艺术眼光的发现是影视批评家的职责。
日本导演周防正行的《我们跳个舞好吗？》，是一部既有很强的娱乐性又有鲜明的独创性的影片，导演通过一种热烈的情怀和冷静的抒写取得了雅俗共赏的效果。影片中的主人公杉山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公司主管，在家里也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每次乘电车从公司回家途中，他都可以看见一所破旧大楼一扇打开的窗户时露出一张带着忧伤的美丽女人的面孔。有一天，他发现这扇窗户上直接用红色的胶带贴着“岸川舞蹈教室，入学随时”的字样。当他终于站在门前并犹豫是否进去的时候，他发现岸川舞（女主角名）站在楼上的窗边，心不在焉地看着远处。他本人由于一个戏剧性场面（和一个打算进舞厅的体态丰满的女人相撞）而跌进了教室，从此开始了他生命中意外的历程。从表面上看，这部影片没有什么戏剧性的情节，角色间也没有我们通常所期待和想象的爱恋关系。整部影片只是展现了由于某种原因来到岸川舞蹈教室学跳舞的人和教跳舞的人在教与学的时间里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在这部影片中，观众明显地感觉到（或许并非自觉意识）两个层面东西的存在，即表层的明亮、温暖的舞蹈场所及由跳舞所带来的快乐、满足的氛围在与这种表层的背后涌动的个人心灵的孤独、无奈与失落。男主人公杉山是日本社会中常见的普通公司职员，正是他们耗尽一切在苦苦支撑这个经济大国，而他们自己在精神上却一贫如洗。他们的生存困境、他们的精神危机如何摆脱？导演在从容、冷静的抒写中潜藏了情绪张力，是扑面而来的，它是编导巧妙地把个体的情感思索转化到一个民族的时代情感中，通过精神对应物（客体影视作品）传达出来的。对这种张力产生原因的揭示是批评家的任务，它能使观众从迷醉中走向清晰的理性认知。
〔二〕批评对象——发现人
在中国，自古以来对文章的评价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中国影视，特别是电影，自从三十年代左翼时期直到新时期前，人们很少把人性、人生的表现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在功利目的和政策的挤压下，电影不堪重负而沦为说教的工具。也有一些独异的作品，如三、四十年代费穆的《香雪海》、《人生》、《小城之春》等，但旋即被斥为：“虽不失中国诗的温柔敦厚，但首先局促于颓城的一隅，带着一些狭窄、保守、陈旧、隐逸的气味”，有人甚至认为它的感情是病态、苍白的，与时代无益。直到八十年代以后，它们才受到人们关注和重视。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艺术回归本体，是广大电影人的期待。新时期以来，在有较高艺术水准的影视剧中，人行意识、人生况味的执著表现成为一股强劲的潮流。例如，吴天明在《人生》、《老井》等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西北农村民众窘迫的人生境况和不屈人生追求，表明了在新旧转换的历史交汇点上导演敏感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吴贻弓在《城南旧事》中，通过对童年往事的追忆，表现了人们怀旧的心理及对逝去的往事富有诗意的追问：张艺谋在《红高梁》中，对民族性格中酒神精神进行了召唤和张扬，对野性而热烈的人生予以了赞美：而夏钢的《大撒把》和黄建新的一系列“新写实主义”作品更以其强烈的平民意识获得了大众的认可。
在世界影视史上，谈到表现人、呼唤人性复归的力作，不能不提到美国电影《汤姆叔叔的小屋》。这是一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通过黑奴汤姆的人生遭遇来反映种族歧视问题的力作。影片中，黑奴汤姆与他男主人的幼小爱女的交往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每当他们在一起时，影片画面总会给出一个充满童话般气息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老人与小女孩的友爱尽情地赞颂着人性的美丽。不久，小女孩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汤姆接着也死去了。在这个污浊而充满疯狂欲望的世界中，两个善良、纯真的生命终于走完了其人生之路。一个未受到世俗污染的小女孩，一个和善的老人先后离开了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从这里，我们看到，作品在反对种族歧视的后面有一个更高的亮点，那就是对人性的崇尚，对人的平等价值的肯定，由此，影片获得超越。认识并且指出这一点，对于影视批评家来说是重要的，只不断地揭示和总结影视艺术探索人性的历程，批评才真正起到了自身的作用。
〔三〕批评的深度——理性延展
很多时候，影视编导们是靠自己的审美直觉，以其创作情趣的渲泄完成作品的。虽然这些作品由于他们真实心灵的表达而具有了某种深刻的审美启示，但影视创作者意识到自己的突破点有什么地方是很难的，这时批评家对影视作品深入的评析和把握就十分必要了。不能否认，有些艺术家本人就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甚至于其作品就是其哲学思想的艺术再现。如萨特的《禁闭》、《死无葬身之地》，鲁迅的《狂人日记》、《药》等，它们都是作者深邃的思想和完美的艺术相结合的典范。对他们来说，批评似乎并不存在什么点化问题，更多的是认同性阐释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享受性快乐。但对绝大多数欣赏者和艺术家来说，具有哲学品格的批评，对作品的思想和艺术进行了延展性分析的批评是不可或缺的。
1997年，张艺谋推出《有话好好说》时，许多评论都着眼于这部影片和他前期作品的比较，人们甚至对某些具体的拍摄方法都提出了质疑，轻而易举得出了“风格的失落”和张艺谋不适宜拍城市片等等结论。但是，如果注意到了这部影片的某些色彩——即平民化、去中心化和反精英主义等颠覆性的东西（当然，这种颠覆并不带有多少对精神生活的关注和表达个体复杂性感受的某些焦虑成份，更多的是一种主动放弃了深度的嘲弄和戏谑的味道），或许就不会急于下那些不切实际的结论了。当然，这需要批评家对创作者本人的心态和当时社会思潮有敏感体认和把握。只有这样，批评才能有理性的深度并对创作进行引导。
再以日本影片《让我们跳个舞好吗？》为例，作品虽没有多少深刻哲理因素，但它确实对现代人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有特别的敏感。我们除了钦佩集编导于一身的周防正行的惊人的艺术表现力外，对其作品思想层面的智慧也不能不予以关注。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乏象主人公杉山那样的人，一心在家庭中扮演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并且努力想让家成为心灵可靠的停泊处，当然也有很多生活上很讲“个性”和“现代”的人。实际上，两种人都面临如何去寻找自我，实现自我，从封闭、压抑、孤独的心灵状态解脱出来而获得真正精神平衡的选择。尽管从现实人生角度来讲，这部影片乐观的结尾有些差强人意，但仍表明了创作者对人的未来美好的期望。
如果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这部作品已不仅仅是表现现代社会中人精神上的欲望和价值如何得以满足和实现，实际上它也暗含了在后工业的消费社会中，人那种与生俱来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难以交流和沟通的情形（主人公的妻子宁愿出50万的巨资聘请私人侦探来调查他，而不能与之进行当面交流。），特定社会使人无可逃避地陷入一种绝对的精神危机中。这种更深层的把握是批评理性延展的结果，也是真正的批评应该有的。
如果我们承认，影视批评也是一种创造，那么，它必然会带来某种创造性的东西，它能提出新的思想和思路。上面所提到的对影视剧内在意蕴进行把握时批评应具备的三个质素，代表了高屋建翎的批评基本的姿态。也只有进入这样的平台，发真正的批评会出现。
拉塞尔·阿伯克隆比说：人一发觉——他喜爱此物胜过彼物，就有了评论；这等于说，评论和文学是同时出现的。但是，只有在模糊的、本能的偏爱变成自觉而明确的理性选择时，评论才开始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评论是在人们求助于理性原则时才出现的。
当我们试图从观念层次对影视批评艺术类型和形式进行理性清理时，我们应该清楚，任何理论原则的建构对于生动的批评现实来说，只是一种可供参考的框架，它决不可能代替或等同批评活动本身具有的生动性、丰富性和鲜活性。批评也只有在不断的调整与印证中提高自身，才可能真正成为引领影视创作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