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杨荫浏先生的贡献及其局限

   本人不才，找了一些有关杨荫浏先生的资料。要说成文确实欠火候，只就读书时偶有的心得与大家分享。当然，首先还是介绍一下杨荫浏先生的生平及贡献。

    先说生平，有两篇文章向大家推荐，一篇是华蔚芳的《杨荫浏年表》，从出生到去世，记叙比较详细，只是在分段与具体记叙的时候有些交叉，但不影响阅读。一篇是乔建中先生整理的《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里面整理的是杨荫浏先生生前的讲义，主要讲述自己的治学经历，是可信的资料。杨荫浏先生1899年11月10 日生于江苏无锡县城，父辈教书为业，相当于民国时期的小职员。正值晚清政府摇摇欲坠的时代，但家人还是希望他以后读书“考状元”，因此六岁送他进私塾，这为他以后阅读古文献打下了好基础。同时向邻居小道士学习乐器，十二岁的时候还跟比他大六岁的阿炳学习琵琶和三弦。这一师徒之缘，也成就了后来采录录音的佳话。由于父亲不喜欢阿炳为人，一年之后改向亲戚苏绪初学书法。不久，由苏介绍进“天韵社”，向社长吴畹卿学昆曲，同时教琵琶。向他学得九十多套昆曲，每套都背得很熟。1926年，吴畹卿去世，将亲手抄录的《天韵社曲谱》和紫檀木三弦传于他。可以说，他在国乐方面的修养不比一般演奏家差。同时这也成为他后来提出要做“有音乐的音乐史”，和“离开实践无法搞好理论”的观点的有力支撑。他用他毕生的实践践行着这条格言。

    当然，这是他国乐方面的修养，其实，杨荫浏先生还是个学贯中西的学者。在他的人生里也不时接受着西方音乐理论的熏陶。十二岁时他随传教士郝路易学手风琴和作曲，他自己则找人学视唱练耳。大学先上的是圣约翰大学，学经济，但自己迷上音响学，于是研究音响学，在物理老师的帮助下读专业著作。这对他以后研究乐律又有帮助。

这些积累都使他的视野开阔，导致他以后在国乐观上不同于一般的国粹派。

当时的所谓的国粹派是指那种固守传统，巴不得将时空倒退到过去的那种观点，虽然在整理国故方面有它存在的价值，但从长远计，还是杨荫浏先生的观念更切实际。他四十年代在《乐风》中发表的长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中表达了他的国乐观，由于立场的宏大性常给人一种错觉，一时仿佛是个崇洋派，一时又似乎是个保守派（这一点在黄翔鹏先生的悼念文章中有提及，所谓“桥梁作用”是也），又由于杨先生强调实践与理论的联系，所以有关国乐发展方向这方面建设性的文章被人忽视，这篇文章在他以后的集子中都没有发表，是他去世后才被人发现，关于是由于年老遗忘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观点有所改变又存在争议，所以读来中间容易陷入一些困惑，关于杨先生的国乐观，魏廷格先生作了专门的文章，且不遗余力地宣扬，分别三次发表文章，1989年的《反思中国现代音乐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副题“关于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一文”；1992年《再议杨荫浏先生的国乐观》；1999年《三议杨荫浏的国乐观》——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 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魏先生总结杨荫浏先生国乐观的核心是：在西学东渐的环境下要讲中西融合，必须对国乐给予“特殊的注意”。前面说过，杨先生由于中西音乐都有很好的修养，视野开阔，他是不反对中西融合的，但关键是他强调在国乐本身没有发展成熟的情况下，盲目融合只会导致西乐排挤国乐的结果，所以在这一现实面前提出要对国乐进行“特殊的注意”。又针对当时的作曲家只从刘天华先生身上吸取经验的情况，分析了刘天华先生成功的原因，刘先生有着丰厚的国乐的修养，自己会多种乐器，且已巍然成家。集多年的积累最终成就他的十大二胡名曲和三首琵琶曲。刘天华的确是中西融合的好例子。而当时的作曲者不去注重刘先生成功的深层原因而只守着这几首作品本身，结果音乐做出来只有“形似而无神似”，这是令杨先生感到很焦虑的。这一点可举原话：“现时敬慕他的人们，很容易效法他的创作，而忽略了他从过去所学得的基础，模仿他将自己所作曲调教人，而忽视了他积十余年之久，方才写成的仅仅十几个曲调中间，所透露过来的辛苦背景”，这是《国乐前途及其研究》的原话。还有乔建中先生整理的那篇《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里也有这种流露，“我觉得没真正学好中国音乐就去作曲或去搞研究是不行的。现在的感觉更是‘今不如昔’，对中国音乐下功夫钻研的人实在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七十年代末的情景。而魏先生之所以如此坚定地宣扬他这篇文章的观点，我想是和他从杨荫浏先生身上读出了这种忧虑是分不开的，晚年的讲义便可遥相呼应，并非是观念改变而确实是生理上的遗忘。

我觉得杨荫浏先生的成就其实也应该分期。建国前到建国初是一个时期，建国后一直到1984年先生去世算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主要贡献应该在收集整理不少民间音乐，包括采录阿炳录音，油印出版《雅声集》一、二集等等。第二个时期最大的贡献当是耗时十八年才撰写完成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也是本人想要着重议论的话题。

这篇巨著本人有收藏，但至今只是偶尔翻阅，还未精读。不过，先看了几篇介绍的文章，一篇是冯文慈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中间提到冯先生本人发表的三篇关于《史稿》的批评文章，“第一篇是《崇古与饰古》，论述古已有之的‘崇古 ’的非理性心态，抑制了对于历史真相进行探索的活泼生机”；“第二篇是《雅乐新论：专向唯物史观路途中的迷失》，主要是评论杨先生不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辩证观点看待雅乐特别是不能看待西周雅乐。他对于剥削阶级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作用不能率直承认。”，认为杨先生对雅乐的评价过低；“第三篇是《防范心态与理性思考》，主要是论述杨先生的‘自我防范心态’，他唯恐自己落入‘拥护封建制度’或‘拥护封建意识形态’的陷阱。这样，就时而把阶级和历史主义对立起来。”但通过本人的对比阅读，发现第一篇观点和冯先生其后论述的两篇文章观点上显然向左，既然杨先生处处考虑要和古人“划清界限”，生怕自己落入“拥护封建制度”或“拥护封建意识形态”的陷阱，因而就不可能会去“崇古”和“饰古”，反而我们看到的是杨先生在著书时更多的是批判论述。第二第三篇关于雅乐地位与杨先生“防范心态”的论述很赞同，杨先生写这部巨著是从1959年动笔，到1977年结束，历时十八年，中间经历中国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像 “反右扩大化”，“大跃进”，“十年文革”这些重大的社会政治运动及所产生的政治文化思潮，无疑会对杨先生产生影响。新时代的诞生对像杨荫浏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无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于是自觉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当时的时髦，“但是由于在学习上看准、吃透和消化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积累，急功近利往往容易出现形似而神伪；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前述从50年代后期开始的疾风骤雨式的‘左倾’错误，而对当时绝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与‘紧跟’党的现行方针政策，这二者有什么区别，是十分难以分清的事。”所谓集体无意识形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要不然当年的疯狂也不至于持续那么久。很显然，由于种种原因，杨先生也陷入了这场疯狂的运动当中，这是个自我迷失的时代，连学者也不例外。杨先生在学术上是巨人，但政治上不免也有随波逐流的嫌疑。当然，冯先生提到的“防范心态”在概念上容易让人误解，到底什么是防范心态呢？本人找到一篇争鸣文章——向延生先生的《再谈杨荫浏先生的“防范心态”》，中间提到“某人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采取‘自我防范心态’的前提，首先是要对当时的统治阶级思想——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准确、辩证的认识、、、、、、然后为了保护自身，再从主观上有意识地去采取的对应的心态与行动，一直到阳奉阴违地做表面文章。从我对杨先生十余年的观察、了解和看法出发，我认为为人一贯十分真诚、坦率的杨先生，当时既没有那么高的思想认识水平；更不会有意识地、违心地或口是心非地去那样做、那样写。”但就我阅读冯先生那几篇关于杨先生《史稿》的评论文章，并没有感觉冯先生说“防范心态”是因为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而后有意说一些违心的话以求自保。更多的是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杨先生对唯物论学习的不能吃透而导致的主观自觉的“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的自我防范。其实冯先生与向先生观点是相同的。只是角度不同。由于冯先生的“ 自我防范”提法容易产生概念的误解，才有这一争鸣。不过，这样对比之后，笔者对于杨先生的印象就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印记。首先杨先生是个坦率的人，对唯物论的学习也是发于内心而非做作。但由于历史原因，使杨先生在认识学术与政治关系上产生误区，因而给他的学术带来难以避免的瑕疵。但它还是“代表了古代音乐史研究的几十年成就，这部著作的出版是中国音乐学术领域内一项重大成就，并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树立了一座丰碑。”所谓“肯定其成就，指出其不足”是也。

是为读书笔记。

参考文献：

1、 华蔚芳 《杨荫浏年表》 中国知网

2、 乔建中《杨荫浏先生的音乐之路》 中国音乐学 1999年第4期

3、 杨荫浏《国乐前途及其研究》 中国音乐学 1989年第4期

4、 魏廷格《反思中国现代音乐问题的重要历史文献——关于杨荫浏先生“国乐前途及其研究”》 中国音乐学 1989年第4期

5、 魏廷格《再议杨荫浏先生的国乐观》 中国知网

6、 魏廷格《三议杨荫浏的国乐观》——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上的发言  人民音乐  2000年第1期

7、 冯文慈《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的历史性成就及其局限——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人民音乐  2000年第1期

8、 冯文慈《崇古与饰古》 音乐研究 1999年第1期

9、 冯文慈《雅乐新论：专向唯物史观路途中的迷失》 音乐研究 199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