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万川美考生争取1500个名额，8万国美考生争取1600个名额，4万央美考生争取800个名额，这就是2018年的中国艺考现状。

在中国美院建院90周年展上，许江院长说了这样一句话：“90年的实践，45000师生的追求，缀成三面猎猎飘扬的旗帜。”

一句话道出了国美的历史，却也透露出了一个不争的残酷事实：90年，一所美院90年历史中招收学生的总数，才刚刚达到2018年这一年国美考生数量的一半。

数公里的考生排队现场，壮观的考试现场和堆成山的考卷，这样的艺考和招生状况，在中国，已经持续了10年以上。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名常常对他的外国朋友们说，在中国搞艺术教育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首先是数量。

2017年，80岁的法国艺术家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来到中国杭州，专门拍摄中国艺考纪录片而来，他非常震惊，难以想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人希望学习艺术。

巨大的考生数量，巨大的艺考规模，使得中国艺术教育具有不同的意义。当然，无论东方西方，共同面临着艺术的市场化、大学的体制化、感情的贫困化，艺术教育和美术学院的未来话题已经不止是中国的问题，此时，如何在这样种现实状况中讨论艺术教育的未来?如何重塑艺术的创造、艺术的教育?成为全世界艺术教育界持续讨论的话题。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百年，中国美院建校90周年，鲁迅美院建校80周年的年度里，艺术教育的话题在中国似乎特别具有代表性。刚刚，中国美院就在中国美术馆组织了一场名为“Panel 21: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的论坛，邀请了来自世界的艺术教育和艺术实践专家，共同探讨艺术教育未来的可能性。

艺考：让答案在风中飘荡

把鲍勃·迪伦的一句歌词“答案在风中飘荡”作为艺考考题，让学生在6个小时里调动他的社会感知和对这句歌词初步的文化思考创作出来。把 “幸福指数”作为考题，这个今天中国人都在关怀的关键词，也是世界性的课题，让考生通过关于此主题之下的关键词用图像来表达，这是2018年中央美术学院艺考的用意。

“这些年我们更多地加强了学生对社会感知的表达，而且逐步上升到他对文化的思考。”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作为论坛首个发言嘉宾，触及了中国艺术教育中最具体的问题，中央美术学院近两年在艺考考题中的转变已经不再纯粹要求考生表达物质性的形态。

这样的改变，央美并非是特例，近两年的考题中，各个美院的考题也会涉及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川美考试就涉及了唐诗《送元二使安西》与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国美招生也在2017年要求考生根据刘长卿的《寻南溪常道士》完成一幅主题画创作。央美中国画学院更是要求考生自作咏春七绝一首。

看到这样的考题，让早已毕业的美院前辈们讶异的同时，也暗自庆幸自己生早了10年，才能遇到一道简单人物组合的考题：“一个爸爸拉着行李箱，妈妈抱着小孩在火车站”。

否则，如果恰巧背不出那几句：“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就只能让“答案在风中飘荡”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现象学的考试，让学生的天赋、修养和系统性思维能够在一张简单的画面中呈现出来”范迪安说，如今的艺术招生正在努力寻找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中，这样的现实条件就决定了中国艺术教育要解决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如何更好地选拔人才，选拔之后让学生以怎样的出发点进入这个教育空间。在信息时代、图像时代，如何让学生敏感地把握时代特征，在新的起点上寻找方法论，则是学生进入学校之后的另一个大课题。

我们来看看当下的美院还有怎样的招生方式得以借鉴？苏黎世艺术大学教授贾可·西赛尔认为，艺术学院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媒介，信息社会中，通过学院教育成为艺术家也并非是唯一的出路，甚至通过学校教育成为艺术家的人已经成为少数，这是当今大多数艺术学校面临的困境。“如何使艺术院校改变这种现状，通过艺术教育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他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研究的课题，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坛上的演讲主题叫作“无条件的艺术大学”。他说：“我不知道如何带领大家走向这方热土，能做到的就是分享自己的经验。”

本科阶段，苏黎世艺术大学有一些特殊的招生政策，例如邀请化学系的毕业生来学习艺术，对移民也有开放性的招生政策，总之，如果有的人想学习艺术，就可以提交艺术项目的申请，目的就是不要丧失某些年轻的跨学科的年轻力量，而这种跨学科的力量会对所有学生都有影响。在硕士阶段，则需要总体设计试验性的实验室项目。

“基于这样的兴趣，才能让学生接受自学的能力，促进教学互动，学习超过自己学科内荣的广泛学习，只有这样的锻炼才能可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艺术家。” 贾可·西赛尔说，这样才能创造出21世纪所需要的艺术。

希望这个世界不仅只有科学家统治

从选择什么样的人才到培养怎样的人才?是不是所有学艺术的学生都会立志未来做“艺术家”?艺术要起到怎样的改变世界的作用?这艺术教育学者思考的未来，也是困惑。

贾可·西赛尔谈到，在他们的教学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学生们决定他们毕业之后是不是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或者是他们的目的是成为创意总监或媒介作家。“他们可以在这个创意的经济中选择不同的职业，或者成为混合职业的从业者。我们希望艺术家能融入不同的职业，就像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学家一样，渗透到社会的不同角度。”

希望这个世界不仅只有科学家统治，这是贾可·西赛尔的期待。

来自瑞典隆德大学马尔默艺术学院的玛伊·哈萨格(Maj Hasager)女士则介绍了他们从2011年开始的一种批判思维的教学方式，在瑞典的艺术教育结构中，学生自我主导学习成为他们的实验。简单来说，学生可以领导自己的艺术进步，为自己的作品质量负责。

从选定自己的学习目标到制定学习要求，再到分析评价自己的成果。马尔默美术学院要求，教授是需要得到学生的邀请才能进入他们的工作室的。全部课程都由学生主导，学生自主设置课程，设置目标，选择老师。

学院有4个项目，一共75个学生。第一是为期3年的学士学位，有基础功课、有工作室的作品生产和一对一的导师。第二是为期两年的美术硕士学位，最终每位硕士都有单独的展览和文章发表;第三是为期四年的博士学位，是高度试验性的项目，焦点在于艺术思维的专业生产和理解。第四个项目是为期两年的CPS硕士学位，每年只录取10个学生，跟美术硕士学位不一样，重点是在艺术的批判与教育研究。

“通过这样的教育方法建立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出发点是教育方法，不断深化对话。” 玛伊·哈萨格说，毫无疑问，这几个项目中的学生，有的需要更多的指导和辅导，但同时也有一部分学生能够做到更加实验和前沿，而通过这样的对话，艺术界的知识经验和讲述能占领更广阔的空间，这是最终目的。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陆兴华致力于哲学研究，他引用了康德的观点：如果艺术老师教学生是直接教做法是不对的。作为艺术老师，能够影响学生唯一的办法就是做作品时的那种风度，如此才能影响学生。如果老师非常清楚怎么教学生，那就变成技术。

荷兰视觉艺术先驱、乌特勒克大学视觉艺术与设计研究生院院长翰克·斯劳格(Henk Slager)与中国的当代艺术发生了诸多关联，他参与了2008年的上海双年展、和2015年的广东三年展，他将学院视为一种容器：“如果当代艺术学院整体让我们失望，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艺术家已经与学院有了新的互动，让学院成为一种交流式的平台。重新塑造学院，给学院注入新的活力，让学院成为艺术中心，这是学界共同关心的问题。”

“我眼中的大学不仅要培育未来的人才，我自己认为我的职业不仅仅是理解世界，也需要为世界的疑难杂症找到解决办法。”这是来自芬兰阿尔托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于尔约·索塔玛(Yrj Sotamaa)的观点，当然这样的疑难杂症包括我们熟知的平等、自由、减少饥饿等，同时也包括那些人们生活日常的问题。

他还向人们介绍了自己的朋友、日本设计师荣久庵宪司。通过一个酱油瓶子设计来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而这样改变背后总会有更大的原因，2013年，荣久庵宪司先生坐着轮椅来到上海讲座，当时有一个学生问了他一个问题：你人生中做了这么多设，想拥有的影响力是什么?老先生的回答是：“试着能够为世界增加美丽”。

有意思的是，这样的艺术教育课程的实验同样也在国内的艺术学院上演着。在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现场，有一个名为“东方丝竹”的展厅，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吴海燕带着团队对中国古代壁画进行研究，并从中找到新起点，进而做出一整套有关衣食住行的设计。“这样的空间让我很感动”范迪安院长感慨，从中国古代绘画色彩中进行研究并能转化为今天的应用和独立的艺术品，还能体现出美学上的东方感悟，这是中国艺术教育理应引导学生的方向，“学生的感悟力总是需要具体的门类入手来培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不同的领域里的穿行能激活他们年轻的思维。”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蔡元培所提及的“以美育代宗教”的说法，高世名也在中国美院建院90年展览之际，多次提及这所学校的创办者蔡元培建立学校的初心：要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时代的艺术何为？

但是我们又必须面临一个异常现实的世界：集市已经被亚马逊和阿里巴巴所取代，论坛被网络论坛取代，面对面的会面被Facebook所取代。在中国更是如此，我们还有微信和京东。

艺术家徐冰的《蜻蜓之眼》就是一件典型的能诠释当下的影片，通过一万多小时的监控录像串联起一部有故事的影片。徐冰敏感地把握了信息时代、图像时代的特征，并向观众准确地提示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

简言之，我们每天都经历着人工想象，社会规则越来越依赖于算法，例如，在智能城市中使用大量的感应器和摄像头来改善较管制;实施社会信用，以排除可疑的人。

这本应是一个越来越便捷的世界，但任职于德国吕纳堡大学的许煜警惕，却通过大规模计算来支配的时代已经来到：“这是一个愚蠢和效率重叠的时代。”高世名也谈到，技术的演进在明显的加速，并不断塑造和重塑我们的生活。“就像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被迫换手机一样。手机以及这个技术的发展在引诱着我们，也在强迫着我们不断地跟随，一次接一次。不断地跟它一起更新换代，一起迭代。”

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不再是自然人，而是技术化的人。高世名也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把人类多元化的行动简化成了简单的“选择”，并对我们今天的自主学习和自主生产带来了巨大挑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美学、艺术教育怎么办?

翰克·斯劳格也谈到在这样一个扁平化的世界中，缺失的的是对艺术的专注力，而艺术教育的则是基于学生体验这种专注力的形态。

在今天，艺术很重要的作用是唤起我们学习母语的状态，高世名这样谈到：“因为母语是我们与世界之间所签订的一份契约。唤起这种学习母语的状态来学习艺术，就是作艺术本身。艺术的学习就是艺术本身。艺术必须是全身心的投入到经验与经验的重塑之中，而经验的重塑也就是自我的重塑，而艺术创造的过程也是我们自我发明的过程。最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自我的发明。艺术的创造指向的就是主体性的生产和自我的发明。”

许煜觉得，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可见的未来中，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最可疑的。“尤其是艺术家只愿意追捧新技术，他们难免最终成为二三流的工程师。”而这时，有必要把“蔡元培”带入当代，重新审视美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或许“美育”是应对日益汹涌而来的技术时代新的社会系统的建设。

高世名说：将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拿到当下，其意义并非是让美学和艺术成为添补空位的东西，而是要重新组装这个系统。除了自我发明之外，在高世名看来，艺术和艺术教育在他看来至少有一个责任，就是让这个系统始终处于变动不安之中。

“此刻，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幕间时刻，一幕已经结束，下一幕还未开启。在这个幕间时刻，艺术教育的破局与开局，正在沉默中酝酿展开。”这正是高世名写给世界各地嘉宾的邀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