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想到研究这个问题？因为它有现实意义，弄清楚这个问题以后，可使有志创新的人不知在这方面打冤枉主意。

   文字以一定的物质手段被创造出来，自然会呈现一定的体式，不过，叫它这个“体”、那个“体”是后来人的事，当初造字者是不知是所谓“字体”、“字势”的。当初人们在“鸟兽蹄迒之迹之可向北别异”的启发下，产生了为记事而造字的念头，却没有造成什么样式的字体的意识，就像古人为了防寒蔽体，在鸟兽之有羽毛的启发下找到树叶、兽皮等来利用一样，是不知对这种“服装”讲求样式的。文字逐渐创造出来，也是利用其时可以利用的工具材料和可能运用有技术、方法，自然成其形、势，如我们在山东大汶口仰韶文化遗址见到的陶器上那个“灵”字就是这样的。在陶文之后，可能出现了最早的简牍书写，（至今尚未见到这种实物，着这只是我的猜想）以后为了记录占卜结果，才想办法将文字刻在甲骨上。在后来人看来，甲骨文显然不同于陶文的体式。然而当时人不是为了要契刻于甲骨才又意创造这种（被后来人称作）“甲骨文”的体式，而只是以此前已出现于陶器（或简牍）之上的文字，书于甲骨以后，又以刀具契刻于自然形成了不同陶文等体式，是书上没有给这种字体以特定的名称说明这一点。（前人统称之曰“古文”）

   当时代需要在钟鼎彝器等上留下字迹时，人们也没有想到创造一种新的字体，还是已有的文字（或简牍上，或甲骨上的）沿用，只因钟鼎上的文字，是在铸造前的泥范上预刻的、可供刻字的面积较甲骨宽大，要刻的文字也可按数目设计、安排，泥范上写出的字迹也可以按笔画样式不失原样地契刻，自自然然就形成了形势比较规整、大小相当统一，别后来人称作篆篇的体式。只因长期在甲骨上刻出的那种笔画形态，已不知不觉在人们心理上形成定势，所以早期的金文仍有近于甲骨文的笔势。经过一段时间，才完全依从筹造特有的工艺条件、形成万千不同于甲骨文的体式。说明它既源于甲骨文等体式，又据金工铸造条件而自然变化成了新的体式，既没有人想到要设计一种钟鼎铭文的体式而自然形成了这种体式下面的事例更说明这一点：在同一时期、同一字体，以泥范书刻后浇铸而成者与在铸就之后的青铜器物上直接？刻者，其线条、形态就不大一样，虽然后人都称它们为“金文”，为“大篆”、为钟鼎。这时的书契，都是为了实用；在服从使用的前提下，有没有审美意识也在其中起作用呢？

   有的，在运笔成线，结字成体的全过程中，这种意识都在起作用，不然，从陶文到大篆不可能有日益均整统一的形体。原来的字形大小不小，有横有直，现在都逐渐成为长方，虽然它们不是由人设计而是无意中自然形成的。

   “小篆（如《泰山刻石》等）体式却不是自然形成的”。我也同意这一认识。我还推断：《泰山石刻》等肯定不是李斯等人以一次性挥写的功力完成的。因为这种字体，结构整齐，线条匀净，比以往出现的甲骨、简牍和青铜器物上的字迹要大出许多倍，此时纸张尚未发明，别无可供书者磨练书诺大字迹的物质条件，李斯等人也无时间、无条件练就一次性完成这种书写的本领，这是人们也没有顺时序一笔书就才叫书法的意识。因此石刻之事，纵有李斯等人参与，也只是在他们的主持下，与刻工合作完成的，有工艺设计制作的特点。不过这种体势的出现，确实也反映了此时人们对书契所理想的基本形态，反映了此时人们对书契的基本要求：画出匀净的线条，进行整齐的文字结体，有工艺性的效果。

   这种字体的出现，反映了自有文字书契以来，人们对文字形象的最高审美理想。小篆的出现，是汉文字出现后的必然发展，是汉文字在这个历史阶段形体结构的总结。其基本特点是：在造型结体上求严整，笔画的运用，只在以匀净整齐一致的条件保证结体，书契者还不存在，后来有了纸张上书写才培养出来的书写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