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学家的三重焦虑
中国音乐学研究从转译西方学术著作为主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开始，到基于田野调查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和描述性分析，发展至今，音乐学的面貌有的地方更加清晰，有的地方却愈发模糊，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也存在许多值得探讨之处。在日前由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中国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主办的“学统与创新——2016年北京民族音乐研究与传播基地学术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的发言与探讨中，流露出当下中国音乐学家的三重焦虑。
焦虑一：
“空村”现象严重，
民间音乐难以“在地化”
近几年，“空村”研究在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一大热词。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以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在中国不少地方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空村。空村现象，也被作家、艺术家关注，2015年8月报告文学《大国空村》的出版，让空村再次成为媒体的焦点。而空村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关系，在中国音乐学研究领域却是一个空白。
“乡空了，人走了。自然也就没有了音乐学家的田野。”西安音乐学院教授罗艺峰希望空村现象能够引起音乐学家的重视——“乡”的弱化或消失，不仅走失了民间音乐文化的发言者，他们成为既非乡下人也非城里人的“低端现代化人群”，也成为既非民间也非专业的“演员”，同时也使民族音乐学家学术合法性的田野工作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民间音乐难以“在地化”的时期，我们该做点什么？罗艺峰认为民间音乐原来赖以生存的原生空间已经瓦解了，民间生活变成当下的节目，更多地存在于媒体里、学院里、舞台上和旅游景点。如，迁移到博物馆内的古戏台，与乡野里的古戏台已经不具有一样的意义，“没有了人气”。又如，传统意义上“走西口”现象已经解体了，所以相关歌曲已成为无对象的符号。
焦虑二：
学者田野实录，
也可能引发版权争议
田野工作，被认为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灵魂、造就民族音乐学学者的摇篮。然而，本来满怀热情地深入到想要了解、学习、研究的音乐事象的社会环境中去进行亲身体验、实地采录并做后期加工整理、论述的事情，在教育普及的年代，出现了新的、让民族音乐学家着实头疼的问题。
“现在，对本地区、本民族的音乐进行收集、整理、甚至进行简单地介绍已是很多人都可以做的工作。特别是民族音乐学部分学者所强调的‘实录’，学者们对此工作远远不如当地的工作者来得方便。学者们到了田野，方方面面都要向民间音乐工作者学习，从他们的口中和表演中习得相关知识，然后，把这些知识写出来，成为学者们的成果。”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张伯瑜在曾经的工作中遇到多起音乐方面的版权纠纷，进而开始努力研究著作权问题。他表示，如果说，在教育未普及的社会中，这些工作也算是学者的贡献的话，到了今天可能会出现问题。学者会发现，他们想写的东西已经被当地“同行”写过了，甚至发现当地的“同行”做得更好，而且，把口述材料转译为文字而成为学者的成果，也会引发版权争议。
“音乐学是否走到了尽头？学者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没有所研究的音乐的拥有权。如果音乐不属于学者，音乐学属于学者吗？谁是学者？”张伯瑜提出走向“理解”的音乐学，即把知识的描述转换成对知识的理解，因为音乐学已经不是美国民族音乐学家胡德所说的“有关音乐的知识”，而是有关对知识的理解。如此，是音乐学者工作“合法化”的一条路径。
焦虑三：
音乐教育“中国化”路径
尚在探索期
中国学习钢琴的琴童究竟有多少？很难统计清楚，但业内共识，其数量是世界第一。这也是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在中国从学院渗透到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尽管中国的音乐院校已经有了中国传统音乐教育，但在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周耘看来，仍然只是起到“装饰”或者“点缀”的作用。
“构建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体系”，是当下音乐学界的一个焦点话题。重新审视中国音乐史的学术书写传统也好，尝试写作更能体现多元文化一体特色的中国音乐文化史也好，还是从声乐、器乐教育上挖掘古谱、搜集民间传统音乐、组建雅乐团等，都是在为构建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体系作出努力。
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雯专攻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中的合唱音乐形式，她研究了德保北路壮族民歌、侗族大歌、傈僳族摆时、哈尼族八声部民歌等等，深深感受到中国合唱音乐工作者必须融进中国传统合唱音乐的田野实践，使中国民族合唱理论在世界合唱学中从“孤芳自赏”到“不可或缺”。“我们现在提出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而任何的保护和传承都不如让传统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中、融合在我们现代的创新中、成为现代音乐教育的中心。”
在周耘看来，让中国传统音乐文化进校园，把学校作为非遗传承的重要平台，是更为贴合中国国情的非遗保护和传承路径。他认为，对这些传统音乐文化进行原生态的保护，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因为现在去恢复传统音乐文化原本依赖的社会生态已经不可能了。严格的传承也就是非遗传承，即把硕果尚存的传承人请到学校培养新的传承人，与受众的传承，即通过学校教育孕育新的生态环境，让更多的人了解传统音乐文化、懂得欣赏它，是可以双向并行的。
专家们还表示，了解日本的音乐文献文物资料、丝绸之路上的音乐，可以更加完善中国的汉唐音乐史；研究韩国的文庙祭孔，可以体会到中国周代音乐的规范；研究国家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佛教音乐，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华乐教”；用精到的影视文本记录民族音乐形态，则让中国的民族音乐学能加速迈向民族音乐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