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研究中的文化缺失

【作者简介】班丽霞，博士，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

改革开放30年来，国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上取得很大进展。与此前50年相比，称得上是历史性的飞跃。但在看到成绩的同时，还须冷静思考当前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清楚我们与西方音乐史学界的差距，以便及时调整思路，采取对策，推动学科不断发展。总体看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还未能达到与西方音乐学界平等对话的水平。在国际音乐学术会议上，始终鲜闻中国学者的声音。国际音乐学术刊物上，也鲜见中国学者的文章。导致这一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作为文化他者的客观因素外，在主观上我们尚欠缺这一学科发展必须的多种素质和能力。

国内学者对于研究素质与能力缺失问题有许多反思和总结，体现出学科意识的自觉。近几年大家比较关注和强调的，包括音乐本体分析能力、外文阅读与翻译能力、对作品的感性体验能力以及对学科方法的系统运用能力等。这些无疑是西音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任何一种能力的缺失都将成为学科发展的瓶颈。但笔者发现，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实践中，有一种更重要的素质相对受到忽视，这就是对西方大文化传统的关注和了解。本文标题中提到的“文化缺失”，正是指这一包括文学、历史、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文化在内的大文化传统的缺失。如果说，音乐本体分析关系到对西方音乐内在肌理的认识，外文阅读与翻译决定我们对国外研究现状的把握，学科方法的运用关涉到音乐研究的角度与思路。那么，对西方文化传统与社会大环境的了解，则决定着对西方音乐文化内涵的深层理解。韩锺恩教授曾将音乐学专业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基于音响层面的感性体验，基于技术层面的作品分析，基于事实层面的历史叙事，基于逻辑层面的理论陈述，基于语言层面的文法修辞”①，笔者认为，还应加上一点“基于文化层面的内涵诠释”。韩老师列举的专业能力均可通过几年的针对性学习和训练获得明显提升，而对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组成的大文化语境的了解，却非短期能够实现，需要多年的学习和累积。

早在15年前，李应华教授就曾提出，在西方音乐研究中，“要使学科界定、学科基础理论所含内容及内容方法论的研究、借鉴与运用等基本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化，前提必须是学科同行自身的美学与史学理论修养的充实与提高，对国内外人文学科、音乐学其他学科的研究现状与成果的熟悉和理解。”②如果学界从那时开始就重视整体文化素养的提高，15年时间足够我们在此领域迈出一大步。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令人担忧的是，与上一代学者相比，当前大多年轻学子对人文学科的重视程度明显有倒退的趋势。西方国家将音乐学学科置于综合类大学，有益于学生对其他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接触和了解。而国内受苏联教学模式影响，音乐学系大多设在音乐学院，即便是在综合类大学的音乐系或二级学院，其课程设置也基本效仿专业音乐院校的模式。由于学科专业的不断细化，国内音乐学专业大部分学生不仅不重视文、史、哲等人文基础学科的学习，对自身专业之外的其他音乐学分支学科也不求甚解。从一起步就限定在一个狭小的专业范围内，岂能保证学科的长远发展？曾有学者针对这一现象用到恩格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比喻，而笔者甚至认为，不重视文化语境，我们的研究成果就连“树木”都称不上，只是由一系列人物生平和作品简介构成的“植物标本”，所有历史与文化信息浓缩在一张小小的卡片上。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将其还原成广袤文化土壤中的树木和森林，它的生长、繁衍和衰落都可在这片土壤中找到鲜明的痕迹。通过这种“还原”，我们所获得的将不仅仅是简单的历史背景，而是一种整体的历史感。

这一文化缺失现象已渗透在国内许多研究成果当中。例如，在一篇西音史专业的博士论文中，作者非常严肃地考证了基督教被古罗马帝国定为国教的确切时间，原因是国内某些音乐史著作对这一时间的记述有分歧。这几乎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实例。一方面我们的前辈学者对待这一历史细节表述不够严谨，另一方面这位作者对任何一部基督教史均有记载的常识缺乏了解。因此才会在论文中提出这一问题“有待商榷”、“有待进一步研究”，并作了一番较详尽的“考证”。另有一位西音史专业本科学生，学习非常勤奋，对西方音乐背后的历史文化有浓厚兴趣。他的毕业论文题为《拜占庭破坏圣像运动对圣咏传播的影响》，通过阅读大量历史文献，认真梳理了宗教历史上圣像破坏运动的始末，并提出这一运动是导致格里高利圣咏传播的主要外因。这位学生对基督教历史文化的关注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其论文得出的结论却是片面的。圣像破坏运动只是东西方教会数百年冲突、分裂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分裂导致的结果之一是迫使罗马教皇转而寻求西欧政权的支持，继而才有与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的合作，共同促成格里高利圣咏在西欧的广泛传播。教会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也有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但直接原因则是双方领导集团为争夺教会的最高统治权不断发生冲突。”③因此，破坏圣像运动与圣咏传播一样，是教会权力争斗之“果”，而非“因”，更非主要之“因”。这篇论文的问题一定程度上应该问责导师，如果导师对这段宗教历史有比较明晰的认识，就不会任由学生花费很大心力却得出片面的结论。

与国内忽略西方文化的现状形成反差的是研究中国音乐的外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了解。今年初，笔者曾翻译过一篇文章，是美国音乐评论家爱德华·格林(Edward Green)对周龙作品《禅》④的研究，题为《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⑤，文中涉及到多部佛教文献及禅宗思想的引述，如僧肇的《物不迁论》、慧能的《六祖坛经》、西藏仲巴活佛的宗教思想以及禅宗体系中黄檗宗、三论宗的某些观点。此外还涉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和杜甫诗歌等。作者为了更深入地诠释乐曲蕴含的禅学思想，仔细研读了英译版的各种佛学与文化典籍，并结合音乐本体做了大胆分析与解读。因笔者对佛教文化了解甚少，翻译中遭遇巨大困难。一面对自己在本民族文化上的无知而惭愧，一面对国内外学界对他文化关注的程度有进一步反思。

于润洋先生曾说“考虑到我国音乐学学科的长远建设，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我们关注，即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加强理论与历史的相互融合和渗透，重视对音乐本体的研究。”⑥在扩大学术视野方面，于先生主要提到音乐学学科内部子学科之间的关联，及音乐学与学科外部以人文学科为主体的其他学科的密切联系。以笔者所见，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交叉，关系到音乐史文化内涵研究的深化；与其他音乐学子学科的交叉，则关系到音乐史视角外延的拓宽。没有这种深度和广度，对“中国研究特色”或创新的探求就纯属妄谈。不对西方文化传统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仅仅靠一种想当然的“中国人视野”、“中国特色”就想写出有“独特的厚重感”、“权威性、有丰富内容”⑦的西方音乐专著，显然是不切实际的。目前，学界有部分学者提倡对西方音乐的“误读”，以此作为开创“中国人视野”的研究方式，并希望最终达到“被西方认同”、“超越西方”、“与西方学者并驾齐驱”⑧。就当下国内对西方音乐、西方文化的研究程度而言，笔者深对这一“误读”和“视野”的意义有所置疑。举一个相关的例子，美国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在其创作中对禅宗、易经思想进行了大胆的“误读”，不可谓不“独特”，不可谓不具有西方人的“视野”，但是否被中国认同？是否超越了中国？不言而喻。

90年代以来，国内对西方音乐史学方法论非常重视，出现了大量译介和阐释，包括传记主义、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性别主义等等。学科方法的运用关系到实际研究的角度和途径，以及学科基本原理的创建(也称元理论)，对促进学科成熟有重要意义。上述方法论在理论视角切入和侧重点上有明显差异，但在关注社会内涵研究上又存在一致性。以历史主义与新历史主义为例，历史主义强调音乐与文化的因果关系，认为先有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存在，才有音乐本体的形式演进。新历史主义则强调二者的“互文关系”，认为音乐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之间存在同构性，二者可以相互解释、相互说明。由于基本理念的出发点不同，历史主义注重具体历史事实的叙述，新历史主义则注重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特征。但无论如何，二者均强调音乐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因此，如果缺乏对历史、文化的透彻了解，缺乏对音乐与文化关系的深度思考，任何方法论都是空谈。正如史学家伊格尔斯指出“要了解史料，就要将它放在历史和文化的构架中，因为史料就是时代、国家、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⑨

当前，国内西方音乐史研究领域正在大力倡导“音乐学分析”的研究方法，这个概念出自于润洋教授一篇著名论文《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与终曲的音乐学分析》⑽。姚亚平教授在《于润洋音乐学分析思想探究》中，对这一概念的目的、意义、分析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实质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音乐学分析”“属于音乐的社会学、文化学分析，它的目标和任务是开放的，它明确提出要走出音乐本身，在社会、文化、历史的更广泛的人文语境中对音乐现象(主要是作品)进行分析和做出解释。”(11)这样就将音乐本体分析与社会内涵分析置于同等的地位，克服了实证主义风格分析对音乐自身的偏重。姚老师同时还指出，《特里斯坦》一文为了化解本体分析与内涵分析生硬并置的危险，通过审美体验这一中间环节将二者联系起来，从而构成“形式—审美—社会内涵的音乐学分析”。这一学术观念为国内音乐学界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符合中国文化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时，也对国内音乐学者的文化、历史、审美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忽视历史文化传统的现状，西方音乐史研究仍将会踌躇不前。没有深广的文化视野，很难深入阐释和解决音乐史提出的一系列课题。

突破这一学科发展瓶颈，除了提高研究者自身的学术自觉外，最根本的方式应该从高校音乐学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入手。以培养学生广博知识为目标，根据西方音乐研究(含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分析)的实际需要，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不同程度的西方历史(含宗教历史)、西方哲学美学史、西方文学戏剧史等课程。如果本校有既精通音乐学，又对其它人文学科有较深厚研究的学者开设课程，更容易做到因材施教，针对音乐学学科的具体情况，遴选出最相关的历史或文化知识。中央音乐学院李起敏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西学大观》、《国学概览》，就是这一类型的选修课，对学生了解中西文化传统有很好的引导意义。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的茅原教授也是这样一位学者，他在哲学、美学、音乐美学、音乐分析等领域均有建树，最近他为我院研究生开设的《哲学美学名著选读》，将使音乐学各专业学生大受裨益。如果学校没有这种学者，也可以从综合类大学聘请相关学者来开设课程，或至少应要求或建议学生到某所综合类大学选修或旁听人文学科的有关课程。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是靠请进来、派出去的方式来填补这一空缺的。设在综合类大学的音乐系或音乐学院，应充分利用大学的学术条件，安排音乐学专业学生必修或选修人文学科课程，并加大与人文系科的学术交流，活跃学术气氛。

此外，对西方其他人文学科的介绍和研究在国内已有很大发展，可以为西方音乐研究提供充足的参考文献。进入任何一家门类齐全的图书馆，文、史、哲类著作都成百上千。我们亟须咨询权威学者，推荐各学科专业的经典著作，把有限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最有价值的书籍，避免盲目选择，耗费精力。如果音乐学家能与相关领域学者合作，重新编纂一套针对音乐学专业的文、史、哲类系统教材，并及时用于高校音乐学专业教学中，那将是更理想的途径。总之，应该尽一切努力，引导和鼓励青年学子扩大学术视野，弥补文化缺失，为音乐学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

注释：

①韩锺恩《西方音乐暗示下的作品中心及其感性体验——通过西方音乐史教学模式强化学生的专业音乐基础》，上海2005年西方音乐学会首届年会的发言稿。

②李应华《我国西方音乐研究的近况》，《人民音乐》1993年第1期。

③王美秀等《基督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4—75页。

④《禅》是周龙为长笛、单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谱写的室内乐，作于1989年，1990年在日本札幌太平洋音乐节上首演。

⑤这篇文章是美国音乐论文集《当代音乐评论——中国辑》(Contemporary Music Review Issue-Chinese)中的一篇，中译文版将于2008年底出版。

⑥于润洋《与音乐学发展相关问题的若干思考》，《人民音乐》2002年第11期。

⑦张弼、石松柏《当代西方音乐研究的困境》，《吉林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⑧叶松荣《断裂与失衡——中西视野下的西方20世纪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分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⑨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88页。

⑩发表自《音乐研究》1993年第1、2期。

(11)发表自《音乐研究》2008年第1期，由西安2007第二届西方音乐学会年会提交论文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