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民族志：音乐学研究的人类学路径
——兼论我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方志集成到音乐民族志的历史进路
【内容提要】人类学民族志经历了从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再到实验民族志的演进，研究方法从“摇椅式”收集到“参与观察”再到主客位叙事的转变；西方音乐学也从业余的“异国情调”的音乐记录到实验室音体系比较（比较音乐学）再到关注文化研究的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而我国的民族音乐研究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从方志性的音乐集成编纂逐步走向音乐人类学学理，走向人类学民族志的文化“深描”，进行着音乐民族志方法的实践和探索。
【关 键 词】音乐人类学/民族志/音乐民族志/民族音乐/方志/深描
【作者简介】杨殿斛(1968～)，布依族，四川理工学院艺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访问学者（四川 自贡 643000）。
中图分类号：J607.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0.01.001 文章编号：1003-7721(2010)01-0003-06
以（英）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和（英）詹·乔·弗雷泽(James Frazer, 1854-1941)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家从旅游者、传教士和殖民地官员的手里收集日记、传记等非欧见闻的二手民族志资料，在摇椅上写下了关于世界土著风俗文化研究的《原始文化》、《金枝》等洋洋巨著；①马凌诺斯基(Malinowski Bronislaw Kaspar, 1884-1942)以田野调查写就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②奠定了科学民族志的研究范式；现代实验民族志企望通过田野实地考察催生“以他观我”，从田野观察的“浅描”(thin description)走向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3-)文化阐释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给音乐学研究以极大的启示。
时而至今，伴随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反思，欧美音乐人类学的实验民族志不断的实践，而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也在进行卷帙浩繁的音乐集成工种中探索和实践了民族音乐研究的经验和方法，这些新范式体现为逐渐出现的与音乐集成志书并行的现代音乐民族志上。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不揣浅陋，求教大家。
一、业余→科学→实验：人类学民族志的序进历程
民族志(ethnography)是对异地人群见闻描写的著述，也是居于田野调查的一种研究方法，是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由于人类学家长期田野工作(fieldwork)被赋予书写，使民族志成为现代人类学特有的学术活动而被普遍看好，成为人类学家成长不可或缺的标志。民族志对于人类学和人类学家如此重要，其间有一个不凡的发展演进过程，如高丙中教授所言，是由业余民族志到科学民族志再到反思民族志的演进序列③。
业余民族志虽说可以追溯到历史上的许多异文化见闻的游记和风俗的志书，但有用于人类学发展直接关联的并不是如中国的《山海经》、《蛮夷传》之类的典籍，而是来自于殖民地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等关于海外民族的奇风异俗和奇闻轶事的记录。这些业余民族志书写是游历者随意和自发的兴起使然，有别于学者研究性的专业指归。适逢欧洲科学发展分门别类的机遇，有志于民族风俗研究学者对这些游记式的资料很为关注，泰勒和弗雷泽的杰出成就得益于这些资料的惠泽。为使业余民族志的书写更能够满足人类学家的需要，泰勒积极参与编撰《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为往返于殖民地的各种人士的写作民族志提供指导。完成人类学者需要的民族志实践是由马凌诺斯基完满实现的。以《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标志的“科学民族志”使人类学能够以科学的身份立足，对此，弗雷泽有高度肯定和评价④。
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人类学界对民族志这一知识生产载体和方法进行反思，即非欧传统文化以及非其历史传承文化能否在文化相对主义的前提下被客观描写。马凌诺斯基去世后出版了他对土著充满厌恶和对田野工作厌倦的日志《一本地地道道的日记》(1967)⑤，给“科学民族志”当头一棒。而德里克·弗里曼(Derek Freeman)对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l-1978)《萨摩亚人的青春期》(1928)结论截然相反的调查和研究⑥，加剧了人类学的危机，以及1978年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 1935-2003)发表《东方学》，⑦对人类学的声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使民族志客观描述的观念遭到怀疑，导致人类学理论受到根本性的挑战，遭遇空前危机。
拯救人类学的是格尔兹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解释人类学就是“各种民族志实践和文化概念反思的总称”。[1]格尔兹如同一个文化英雄，以其为代表的解释人类学引领和推动了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和实验性写作，他于1972年发表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就是民族志革命性的实践。解释人类学以1973年出版《文化的解释》⑧中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和1983年出版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⑨中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为武器，拯救人类学界摇摇欲坠的严峻现实和民族志书写的表述危机，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反思和阐释推进的是民族志实验，如70年代格尔兹的《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1972)、保罗·拉宾诺(Paul Rabinow)的《摩洛哥田野作业的反思》（1977年）和让—保罗·杜蒙特(Jean-Paul Dumont)的《头人与我》（1978年）等作品。集中反映和总结这些实验作品的理论探讨是1986年乔治·E·马尔库斯(George E. Marcus)与米开尔·M·J·费彻尔(Michael M.J.Fischer)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和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乔治·E·马尔库斯等《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出版。⑩
反思使科学民族志走下了神坛。探索和实验还没有结论，也很难会再有唯一的模式成为范本，因此探索和实验还具有合法性，还将继续进行。客观描写遭遇表述危机，传统的样式还因“部分真理”而继续，马尔库斯认为“无论如何，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原有的民族与地方之调查领域，民族志不会再回到档案功能”。[2]客观描写已是不可能，解释就是必然的选择。音乐人类学的境况一同如此，乐谱文本(text)不能还原音乐本文(context)的尴尬现实，解释也将成为关于音乐的民族志的必然进路。
二、比较→描述→阐释：西方音乐民族志的人类学步履
民族志描写的对象是人，音乐学描写的对象是声音，而音乐民族志(Music Ethnography)的描写对象不仅是音乐，还“超越了声音的记写而去表现声音是如何被接受、制作、欣赏和流传至其他的个体、族群，去描写社会和音乐的各种过程”(Anthony Seeger, 1992)。可以说音乐民族志是民族志与音乐学的结合，是在田野工作个人体验的基础上，对人类音乐活动全面的记录描述；也可以理解为人类学的音乐文化的民族志。由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由“浅描”向“深描”的转变，音乐民族志也体现由音乐记写（“浅描”）向音乐阐释的“深描”强调。
西方音乐学研究有着自己的传统，早期音乐民族志是来往于殖民地等海外的游记、日记和殖民档案资料里的音乐民俗记写。如同古典人类学利用民族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寻求人类社会规律的抱负，早期的音乐学研究也收集传教士、旅游者和殖民地档案民俗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伴随民族志学者的录音而有时音乐者也亲自披挂上阵，直接采录民俗声音，进行声音比较，以期归纳出人类音乐的普遍规律，因而产生研究音乐的学问——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1885年发表了埃利斯(A. J. Ellis, 1814-1890)《论各民族的音阶》是比较音乐学开始的标志，奥地利音乐史学家阿德勒(Guido Adler, 1855-1941)发表《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及目标》正式提出“比较音乐学”概念，而真正实践“比较音乐学”的却是德国人。1900年，德国心理学家、音乐学家施通普夫同助手亚伯拉罕及奥地利音乐学家霍恩博斯特尔在柏林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创立了“柏林人种学唱片档案馆”，对人类学家和音乐学家在世界各地采录的数以百计的圆筒录音进行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施通普夫的《暹罗的音体系及音乐》(1901)、霍恩博斯特尔与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1914)等等，使柏林大学成为当时比较音乐学研究的中心，形成了比较音乐学的“柏林学派”。
一战期间，比较音乐学学者沉浸在柏林大学的音响资料馆踌躇满志地研究音体系，马凌诺斯基开创的参与观察的科学民族志方法，为比较音乐学转向田野起到启示作用。二战前后，许多欧洲的著名的人类学家和比较音乐学家流亡美国，特别是乔治·赫尔佐格(Herzog George，1901-1983)1925年移居美国，投奔博厄斯门下，促使了源起于欧洲的比较音乐学与人类学在美国结合，使文化之研究音乐学成为新颖的学科方法。同时，柏林音响资料档案馆毁于二战，比较音乐家又到处逃亡，于是以博厄斯学派研究方法为代表的音乐文化研究逐渐为显学，简单录音和音乐记写的音乐学让位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音乐研究。
早期西方音乐民族志材料是航海发现和殖民远征时代对异国音乐缺乏概括的泛泛描述。启蒙时期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对中国、波斯、瑞士等音乐的记谱和研究，到1914年斯特兰韦斯(A. H. Fox Strangways)对印度斯坦的音乐的整体研究，是民族志方法在音乐学研究中的应用。1930年代后的欧美音乐研究关注了自然民族和族群，以参与体验的方式去获得第一手的民族音乐材料，使人类学与音乐学结合，产生赫尔佐格《尤马族的音乐风格》(1928)及其弟子内特尔(Bruno·Nettl,1930—)《北美印地安人的音乐风格》(1954)等著作。
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1950年出版《民族音乐学》一书，提出用“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取代Comparative 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标志着学科发展转型的新阶段。由于切合当时音乐学以原始民族和族群的音乐文化为关注的实际，渐为学界接受和认可。这种以民族文化整体关照为视角的音乐研究的思路和实践，导致1964年出版了内特尔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Theory and Method in Ethnomusicology)和梅里亚姆(Alan p.Merriam，1923-1980)的《音乐人类学》(The An thropolog of Music)两部民族音乐学的经典著作，引领了民族音乐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内特尔《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是继承了赫尔佐格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衣钵对孔斯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提出的进一步规范和阐释，把学科对象和研究范围拓展到“无文字社会、亚洲和非洲高文化音乐及民俗音乐”；而梅里亚姆则高举人类学音乐研究的大旗，在《音乐人类学》(1964)及随后的文章明确地提出“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进一步把民族音乐学研究从民族（族群）的层面提高到人类文化的高度，有意强调了“Ethnomusicology”（民族音乐学）中应有的音乐人类学(The Anthropolog of Music)研究的文化旨意。1950年代以来，作为孔斯特高徒的美国音乐学家胡德(Mantle Hood, 1918-)强调“双重音乐能力”的培养和参与观察，兼顾音乐学与人类学研究的平衡。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主流方法论亦步亦趋地跟随人类学的脚步，由于从事音乐研究的特殊人类学家和特殊音乐学家的特殊知识背景和特殊方法好恶，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和风格的分化和融合显得非常的复杂多样。
1960年代和1970年代人类学方法合理论受到怀疑，民族音乐学也在思考学科方法上谨小慎微，从“比较音乐学”(1885)到“民族音乐学”(1950)再到“音乐人类学”(1964)，表征着学科发展的比较(Comparison)→民族(Ethno)→文化(Culture)三个阶段，(11)体现着从注重比较到注重描述再到注重阐释方法的转变。但小心谨慎地记录着“他者”音乐，力图客观地描写独特族群或区域音乐文化的“民族志报告”。一方面既是虔诚地效仿着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路径，另一方面又是在诚惶诚恐地力避科学民族志的覆辙。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拯救了人类学的危机，也给民族音乐学带来了新的方法和理论。虽然说影响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和方法是多方面的，也因此形成繁复多样的研究群体和莫衷一是的方法实践。但是，描述（“浅描”）与阐释（“深描”）逐渐成为民族音乐学的主流方法话语。1970年代的人类学界在反思和拯救，找到了突围的阐释学方法；而1970年代的民族音乐学界也在思考，于是有了内特尔和梅里亚姆等对于学科对象和方法的进一步思考，如梅里亚姆《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理论的观察》“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和内特尔《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方法》对“田野”概念和研究领域的探讨，(12)激励了1980年代民族音乐学的大步发展。不但学科呈现多样化，音乐学家、人类学家研究民俗音乐，而且音乐教育家和非欧音乐表演家及一些民间音乐风格作曲家也加入到了这个“民族音乐学”队伍中来。1989年社学家霍华德.S.贝克尔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第二期发表致民族音乐学C·西格尔(Chales Seeger)的信，说“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对象——世界上的一切音乐”，[3]体现了非“民族音乐学家”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也表达了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宏大抱负。
1980年代1990年代是阐释音乐的民族志蓬勃发展的时代，也启发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1978年［美］保罗·伯利纳(Paul Berliner)出版《姆比拉之魂》，被称为音乐民族志的范本。斯蒂芬·费尔德(Stephen Feld)1982年的《作为象征体系的声音：卡鲁利人的鼓》和1984年关于卡巴布亚—新几内亚鲁利人音乐民族志的《声音构造即如社会构造》，(13)1987年安东尼·西格(Anthony Seeger)的《苏雅人为何歌唱》，(14)以及1990年［日］三口修出版《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新论》，(15)俨然是关于音乐文化的经典人类学民族志。至此，音乐民族志的著述基于描写、注重解释已是重要特征。
西方民族音乐学的从比较音乐学的音体系关注，到注重客观描写（浅描）的人类学民族志实践，再到强调阐释的人类学方法的音乐民族志追求，以文化阐释（深描）为重要价值取向的现代音乐民族志就成为普遍认可的方法和模式。
三、方志集成→音乐民族志：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转型
对于中国民族音乐研究来说，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是舶来品。1920年代初北京大学创办的《音乐杂志》发表了早年留学日、德的萧友梅(1884-1940)、王露(1878-1921)等关于比较音乐学的文章；1927年王光祈(1892-1936)入柏林大学师从霍恩博斯特尔、萨克斯等音乐学家，是中国人正统接受比较音乐学的先行者。但是，直到1980年南京艺术学院举办“全国第一次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才标志民族音乐学在中国正式确立。南京会议以来的20多年里，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或因结合中国民族学的学理特点，或因结合传统方志的纪实要求，或因追寻人类学的现代路径等，研究风格异彩纷呈，或偏重传统的音乐本体，或在乎民族识别的视角，或指归人类文化的视野。
方志是我国传统记述地方地理文化的志书，西周的“采风”到1920年代初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民歌收集，着力点不在音乐上。1940年代陕北（如延安“民歌研究会”，1938）和国统区（如重庆“山歌社”，1945）才注意了对民歌音乐的收集和研究，(16)传统方志性的民歌采风成果才开始从文学性的歌词开始转到音乐的记录上，也使地方民歌以选集（集成）的形式开始了方志性的整理。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规模较大的音乐方志集成性质的工作，1950年对无锡民间音乐家华彦钧（即阿炳）的二胡曲、琵琶曲的传谱和演奏技艺进行采录、整理；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对山西“河曲民歌”调查，出版了《河曲民歌采访专集》(1956)；1957年对“孔庙音乐”（大成乐）的调查和整理，以及1956年至1964年，进行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同时进行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这些对我国民间音乐进行大面积搜集和整理工作，出版了很多方志性的集成和研究介绍书籍，如常苏民《山西梆子音乐》(1954)、杨荫浏《苏南吹打》(1956)、贵州音乐家协会《侗族大歌》(1958)、《苗族民歌》（何芸、简其华等）、《西藏古典歌舞——囊玛》（毛继增，1960）等专著。这一时期的巨大成绩就是民歌、说唱戏曲和乐种曲目选编和地方歌舞的方志调查报告出版和发表。
过于深厚的民族音乐研究传统和始于1979年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出版的浩瀚工程，使得“民族音乐学”的发展与集成方志的编撰和民族音乐理论研究的任务方法相互纠葛，相伴相生，磕磕碰碰走过20多年的历史岁月，在2005年浩大的音乐集成工程终于划上一个记号，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别编撰了音乐志书集成的分卷约有120多卷。音乐集成工作组织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音乐田野调查，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奠定了资料基础，而许多从事民族音乐学的专家学者也在音乐集成的工作中成长起来。这一时期陆续出版《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维吾尔十二木卡姆》（周吉、买提肉孜等）、《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乌兰杰）、《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何洪、卢克刚、叶菁）、《贵州少数民族音乐》（张中笑、罗廷华主编）和《中国少数民族传统音乐》（田联韬主编）等乐志集成。其中伍国栋主编的《白族音乐志》就是我国传统方志编撰模式在音乐志书实践的典型代表。(17)
虽然集成志书工程在一定意义上挤压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但是，为编撰音乐集成的田野研究和音乐院所的田野调查而形成的一些小型的音乐民族志（文章），陆续在《中国音乐》“中国传统音乐采风与心得”专栏(1990-1994)和《中国音乐年鉴》“民俗音乐实录”专栏(1991-)以及其他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1993年领衔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的实施拓展了音乐民族志的发展空间，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龙虎山天师道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1996）、《贵州土家族宗教文化——傩坛仪式音乐研究》（邓光华，1997）等著作以及拓宽后的《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的组成篇章，(18)已是大型音乐民族志（专著）。
当前我国的音乐民族志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的科学民族志，如“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项目中的系列民族志专著成果；另一类是相当于人类学中的实验民族志，如萧梅《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和杨民康《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沈恰《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杨殿斛《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等主题民族志。特别是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俨然以游记见闻的方式叙述研究对象，一反全知全能第三人称的隐身叙述，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我”参与观察，加入口述纪实的内容，成功地择用叙事语体对繁碎的街头音乐（俗文化）进行研究，实为实验音乐民族志的典型代表。(19)
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音乐集成的调查与编纂。随着集成任务的完成，民族音乐学者的工作目标就得很快从集成转移到民族音乐的深层次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研究不但要关注民间民俗音乐，也要关注城市大众的通俗音乐活动。我们不再耗费精力去论争“Ethnomusicology”是称为“民族音乐学”还是称为“音乐人类学”好，正如本学科1885年原称为“比较音乐学”(Comparative musicology)，由于学科的方法拓展和学科旨趣的嬗变，到1950年人们开始接受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如若过去些年月，我国民族音乐研究逐渐从民族的视角走向族群和人群视角的时候，人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不管是Ethnomusicology还是Musical Anthropology）。毕竟，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97学科目录”始设“人类学”，而“民族学”在中国盘根错节发展中赋予了民族政策意识而具有特殊地位。当前由于研究者个人的知识谱系不同和切入视角的喜好，可以并用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名称，但借鉴人类学从“浅描”到“深描”的阐释人类学的方法逐渐等到学界认可而广泛地应用到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之中。体现对音乐民族志思考的集大成者是专著《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的出版。(20)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得益于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启示，而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汲取人类学民族志的给养，音乐民族志的发展也跟随人类学的发展而具有相似的阶段特征。对于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来说，西方比较音乐学（阿德勒，1885）、民族音乐学（孔斯特，1950）和音乐人类学（梅里亚姆，1964）在百年里的历时发展中积累的理论和方法，在20多年里共时平面的呈现；加上我国方志编纂的音乐集成任务使然，使我国从1980年到现在的民族音乐研究方法和风格相互交织，多样共存，有偏重形态方面的比较分析和集成志书，有关注民族身份的音乐系统介绍和分析，有注重音乐与相关文化的深层探究。对于音乐民族志的书写，有集成志书的编纂，又有科学民族志风格的著作，还有实验民族志的探索。考察人类学民族志和音乐民族志的演进以及我国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人类学进路，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音乐研究的人类学建设。笔者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和发展，适合于研究者各自课题需要和个人风格的音乐民族志会异彩纷呈，把中国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建设和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注释：
①［英］爱德华·泰勒所著《原始文化》一书由连树声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出版。［英］詹·乔·弗雷泽所著《金枝》一书由刘魁立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出版。
②［英］马凌诺夫斯基所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由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出版。
③参见高丙中《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一文，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④参见同②。
⑤[美]玛格丽特·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一书由周晓虹、李姚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⑥[美]德里克·弗里曼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个人类学神话的形成与破灭》一书由李传家、蔡曙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出版。
⑦[美]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由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
⑧[美]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一书由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⑨[美]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一书由王海龙、张家瑄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出版。
⑩[美]乔治·E·马尔库斯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由高丙中、李霞、吴晓黎等译，北京商务书馆2006年出版。
(11)参见洛秦著、罗艺峰导读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一书第21页，人民音乐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梅里亚姆的《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的定义：历史—理论的观察》、内特尔《民族音乐学：定义、方向及方法》见张伯瑜、赵君等编译的《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一书，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出版。
(13)参见汤亚汀《西方民族音乐学方法论概要（上、下）》，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2期、第3期。
(14)参见安东尼·西格尔《苏雅人为何歌唱—中央音乐学院讲演录》，张伯瑜、王先艳译，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5)[日]山口修《出于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由纪太平、朱家骏、（日）仲万美子等译，罗传开校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参见王震亚《忆“山歌社”的民歌活动》一文，载《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
(17)伍国栋等著《白族音乐志》一书由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18)曹本冶主编《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南卷》《中国传统民间仪式音乐研究·西北卷》，200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萧梅的《田野的回声—音乐人类学笔记》一书由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薛艺兵的《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杨民康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一书由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沈恰的《贝壳歌——基诺族血缘婚恋古歌实录及相关人文叙事》一书由上海音乐出版2004年出版；杨殿斛的《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一文，载于《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08年第1期和第2期。
(20)杨民康的《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2008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
【参考文献】
[1][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王铭铭、蓝达居译.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北京：三联书店，1998.35-36.
[2][美]乔治·E·马尔库斯，高丙中、李霞、吴晓黎等译.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M].北京：商务书馆，2006.9.
[3]古宗智编译.EML理论方法应用[C].贵阳：贵阳艺术专科学校，1992.
